戈达尔和他的电影:绝对现代 极度自由(2)

这与其说是戈达尔的自谦，不如说是他一直在挑战自我，挑战全世界，他甚至不满意自己曾做过的妥协，哪怕已经年入花甲，也要用自己的方式重新书写电影史。与这样伟大的目标相比，什么国家勋章，什么终身成就奖，当然都无足轻重了。

身为一名出生于富裕资产阶级家庭，却被禁止参加母亲婚礼的“逆子”，戈达尔被公认为一名“挑衅的天才”“狂暴的自我毁灭者”，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研究者和影迷会把《狂人皮埃罗》里的费尔南德视为导演本人的投射——那个在自己脑袋上绑一圈炸药的男人，不就是心底里想要自杀，但又有些舍不得安娜的戈达尔嘛。

别说普通影迷，就连很多资深影评人和电影记者，在戛纳电影宫里看到戈达尔最后几部作品时，也忍不住在震惊和费解中打起鼾，大家似乎更喜欢看到《脸庞，村庄》里，阿涅斯·瓦尔达去瑞士拜访戈达尔的小故事。“戈达尔，如果你是想让我难过的话，你成功了！”可没有见到老朋友的瓦尔达奶奶，在镜头前难言遗憾和无奈。这个越晚年越孤僻的戈达尔，早已和新浪潮的伙伴们分道扬镳，戛纳首映和新闻发布会是不可能去的。

然而，戈达尔“好战”的性格，也让他在上世纪60年代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政治批判之中，他的一些作品既是对个人欲望的解放，也是对集体主义的破坏，累积到1968年，就成了那场著名的“占领戛纳”行动。此后，戈达尔开始拒绝整个法国电影产业，投靠更加“世界化”的革命阵营，以至于身边人都受不了了，离他而去。

这是戈达尔在人生第三阶段的自我总结，《各自逃生》《受难记》《芳名卡门》《向玛丽亚致敬》，戈达尔又变得那么自信、洒脱，涉猎丰富，对于音乐、绘画和雕塑等艺术形式的汲取，对于宗教的探究和年轻女性的歌颂，满是活力。伊莎贝尔·于佩尔、朱丽叶·比诺什、玛鲁施卡·迪特马斯、娜塔莉·贝伊……这些青春美丽的女星，也愿意来陪伴戈达尔，完成他对世界的蔑视，毕竟大师只要稍微显得世俗、商业一点，就足够好看了。

对于戈达尔来说，《一切安好》是他政治实践的总结，也是对法国左派电影的告别。曾经喜欢把抱怨写进台词的戈达尔，此时逐渐把自己的兴趣转向视听技术的可塑性上，甚至从他并不熟悉的电视媒介中，获取各种影像实验的价值，乐在其中。

但步入晚年的戈尔达终究还是孤独的，在皇皇巨著般的《电影史》和《12月的自画像》之后，他迅速进入了一个“与电影共度余生”的最终阶段。前者是对西方艺术史的“灵魂捕捉”，后者是对自己的“无情解剖”，戈达尔旁观着这些音画剪辑给观众带来的困惑，那种“催眠”效果正是他希望营造的沉浸感。《爱的挽歌》《永远的莫扎特》《德国玖零》《我们的音乐》里，都不乏对世界秩序的崩塌、强权的抵触和对人类历史的终极思考，但纯粹在视听感觉上，就足以让人想象一个久违的乌托邦，这一切由外而内的尝试，最终沉淀为《电影社会主义》《永别语言》和《影像之书》。

“成为不朽，然后死去”

文章来源：《世界电影》 网址: http://www.sjdyzz.cn/zonghexinwen/2022/0919/1516.html